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前任院长夏廷毅:放疗需要举旗人

2020-06-30

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前任院长夏廷毅:放疗需要举旗人

原标题: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前任院长夏廷毅:放疗需要举旗人

“夏廷毅!”“到!”话音未落,老师就“啪”的一声将花名册重重地阖上。一起上基础课的各专业同学都知道,夏廷毅学习的放疗专业,是垫底的,念到他的名字,就意味着点名结束了。

“那声音又脆又响,像砸在心脏上。”对夏廷毅而言,每次点名就像遭到了一次蔑视,让心高气傲、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中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他怅然若失。

36年后的今天,老师阖上花名册时的场景和声音已沉淀在了时间的长河中,刚刚退休的夏廷毅笃定地坐在“让放疗伟大起来”的标识前,他知道,放疗的崭新历史正被打开。

误打误撞进入了放疗行业

6月初,刚刚从河南新郑为肿瘤患者诊疗后又赶回北京的夏廷毅毫无倦怠之色,在华夏精放医学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目光敏锐,逻辑严谨,思路清晰,白色衬衣上看不到皱褶,领口也系得一丝不苟。

“不是我选择了放疗,是放疗选择了我。”他直截了当地说。

1984年,夏廷毅报考了中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取得了理想的分数,接到面试通知后,兴冲冲地从家乡遵义来到沈阳。始料未及的是,迎接他的不是心仪的肿瘤病理学专业,而是被调剂到了完全陌生的肿瘤放疗专业。

“犹如五雷轰顶。”夏廷毅回忆说:“但当时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能答应下来。”

1985年,夏廷毅进入了专业课的学习。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去上放疗课时的情景:宽大的阶梯教室里,零星散落着四五个神情慵懒的学生,其中两个甚至还在打瞌睡,可能是上一节课睡着了没来得及离开教室的。

“我感觉灾难降临了,内科外科的学生上课时都坐得满满当当的,一派生机盎然桃李满天下的兴旺景象,而放疗专业的未来实在是晦暗。”眼前的一幕比老师点名带来的冲击力更大,夏廷毅再次萌生了退意,但在家人的劝慰下,他还是留了下来。

1987年4月,研究生毕业前夕,夏廷毅婉拒了导师留校的邀请,决定到北京的空军总医院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夫人也随后被调到了北京。

时年28岁的夏廷毅还想进一步在放疗专业深造,便在工作之余,给世界名校从事放疗研究的教授写信,提出自己想到其门下进修和读博士的愿望。很快,夏廷毅陆续收到了教授们的回信,每次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后,都会一次次地从希望转为失望:里面是一页写着简单拒绝理由的小纸条。

“归心”放疗后去日本读博

一封封拒绝信并没有让夏廷毅知难而退,基因里一种不屈的精神总能让他在遭遇困境时坚守住自己的初心。

一直到1991年,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夏廷毅同时接到了分别来自日本京都大学和日本大学的两封回信,都同意了他的进修申请。

“研究生读了三年,空军总医院工作了四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已不再排斥放疗,已经‘归心’了。”夏廷毅说。他强调了“归心”这个词,以表示对放疗专业的接受和认同。

在当时,国家对外交流的大门打开不久,现役军人公派出国留学是件非常困难和奢侈的事情。空军总医院党委高瞻远瞩,排除重重阻力,批准了夏廷毅去日本进修半年的请求。

在日本京都大学阿部教授门下进修的半年时间一晃就到了,阿部教授因快退休了无法接收夏廷毅读博。夏廷毅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休息日乘坐新干线到东京,找到日本大学的镰田教授提出自己的诉求。镰田教授告诉他,日本大学是私立大学,读博四年,每年要交十几万人民币的学费,一般人承担不起;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做科研,发表三篇论文后,也能申请博士学位,只是能通过这种方式申请成功的人非常少。

夏廷毅听后眼前一亮,发表三篇论文并非不能企及,于是满怀斗志和希望地踏上了返回京都大学的列车,为新的读博之路做打算。然而,命运多舛,在返程的列车上,京都大学的同学就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个大错!由于不懂日本人的规矩,我去找镰田教授前,应该先跟阿部教授通报一声。”夏廷毅说,同学告诉他,在日本,你不通报就是死路一条,要么卷包回中国;要么与放疗无缘,去学阿部教授管不着的专业。

同学的话,让刚看到曙光的夏廷毅的读博之路再次遇阻。

“事事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却都很完美”

夏廷毅不认同同学所说的“死路一条”,决定向阿部教授解释一下。

他诚恳地说:“您为中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但很多人都把您的京都大学当作了跳板,拿到学位后回国的很少,基本都去了欧美国家。我不懂日本的人际关系,这是我的不对,但我是想在日本有更多机会学习、掌握更多临床技能,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回国,为中国的放疗事业发挥更大作用。”

一席话打动了阿部,他主动给镰田写了推荐信。同学们非常惊讶和羡慕,纷纷议论说:夏廷毅什么事都跟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却都很完美。

1992年5月,夏廷毅从京都大学进入日本大学,一边参与教授的临床诊疗工作,一边做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三年的拼搏,所需论文完成,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夏廷毅获得了日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当时日本大学放射医学教研室有十几名医生,都想拿论文博士学位,除了我,没有一个拿到。”夏廷毅说。

在日本四年,夏廷毅学到了放疗科研方法,掌握了先进的放疗技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空军的养育之恩,于1995年底毅然回国,将所学理论应用于临床,潜心钻研新技术。

开创先河的创新性理念

1998年12月,夏廷毅被任命为肿瘤放疗科主任,一肩担着党委的信任,一肩担着科室发展的责任。为改变当时科室条件简陋,设备陈旧,病人稀少的状况,在院党委大力支持下,夏廷毅于1999年初引进了国内首台放疗科专用CT模拟走位系统,开创了将CT专用于肿瘤放疗定位之先河。

之后,夏廷毅又率先安装了我国自主创新的头、体部伽玛刀治疗系统,创建了体部伽玛刀治疗早期肺癌的中国模式,填补了伽玛刀治疗体部肿瘤的国际空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夏廷毅推动了国产伽玛刀的规范应用和产业健康发展,被誉为“中国伽玛刀第一人”。

在此期间,夏廷毅不断提出创新性理念,指出未来肿瘤局部治疗的发展方向,是从大创、微创向无创转变;放疗的发展方向是精确诊断、精准定位和精彻清剿;放疗效果取决于放疗剂量模式创新,高剂量、短疗程是最有效的方案。

一年后,瑞典一位放疗界权威才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未来放疗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单次剂量,缩短治疗时间,这与夏廷毅的观点不谋而合。

夏廷毅开创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早期癌症的新模式和创建的以精准放疗技术为主导,高剂量、少分次放疗为特点的癌症综合治疗新方案,在治疗肺癌、肝癌、胰腺癌等方面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夏廷毅提出的很多观点和理念都非常超前,事实不断印证了他的正确性和开创性,这让他在肿瘤领域声名鹊起。

“说真话是我最大的杀手锏”

一次,夏廷毅在一个外科的演讲台上提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观点:胰腺癌手术可能就是个错误。台下的人听后非常吃惊。夏廷毅接着表示:“我问过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一位教授,有没有证据证明胰腺癌的癌细胞和其他癌种的癌细胞就是不一样,就是这么凶险,得了胰腺癌就是非死不可?他说没有证据。我说,那可能就是方法有问题,也就是治疗手段的选择问题。本来应该从东走,你偏往西走,永远都走不到头。倒霉的是病人。”

一位被确诊为胰头癌的时年38岁的农民姜先生却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夏廷毅。姜先生的肿瘤与周围组织粘连,手术无法切除,此前被京城多位著名肿瘤专家告知“只有半年的生命”。夏廷毅为他制定了科学、详细的治疗方案,对病灶采用体部伽玛刀治疗。三个月后复查:肿块消失。至今,姜先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身体状况依然良好,仍像正常人一样在工作、生活。

2002年,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于伽玛刀生死命运的论证会。会上,有医学专家质疑中国伽马刀其实就是钴-60放疗机的翻版,没有任何价值,应该取缔。夏廷毅应邀参加了此次论证会,义正辞严地反驳了这位专家的论调。

“请问在座的专家有人用过这个刀吗?既然你们没用过,怎么能轻易判定这个刀不好用、不能用呢?30个钴-60放射源旋转聚焦后的剂量分布怎么会跟钴-60治疗机一样呢?难道我们的专家只会对民族创新的技术说炒掉就炒掉吗?”夏廷毅一席话,说得大家哑口无言。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今天要做的应该是规范它的使用,明确使用医院应具备的条件,限制乱用、滥用,规定使用者的资质等,而不是讨论是否取缔这项新技术。我们自己独创的体部伽马刀不能用,而瑞典的头部伽马刀却被奉为‘里程碑’,这是什么道理?”

虽然这次论证会并没有取缔伽玛刀,但遗憾的是,伽玛刀还是受到了不同层次的冲击和干扰,没有按照它自身的科技发展轨迹和市场的正常需求去运行,严重影响了一项极具核心竞争力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说真话是我最大的杀手锏。”夏廷毅直言不讳地指出,外科专家占据了整个医学界的大半壁江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正确集团,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技术很自信,而对别的技术无暇问津或了解有限。而病人患癌后就去找外科医生做手术,不应该是医生之过,而是病人的一些观念存在偏差。

“放疗需要举旗人”

“那位胰头癌病人姜先生开过刀,肿瘤切不下来,才做了放疗,治好了。”夏廷毅说,“这其实并不奇怪,一个肿瘤,你把剂量加大,就能将它照死,但外科对此并不知情。前几年,我们在临沂开办胰腺癌的学习班时,专门把协和医院的教授请了过去。我问他,你对放疗在胰腺癌治疗中的作用怎么看?他说,你们放疗的医生给我的信息就是姑息治疗,治不好,照一照,止止疼,你们今天在讨论根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不相信。你看,我们自己请来讲课的专家,都是这种认知。”

据了解,在中国,70%的癌症病人都需要进行放疗,但只有20%得到了放射治疗,还有50%的病人没有在合适的时机得到有效的治疗。

夏廷毅指出:“放疗在癌症治疗中,可以产生40%左右的治愈贡献率,很多病人之所以没有进行放疗,问题出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民众和医务人员对放疗的认知度太低;第二,放疗专业技术的学科地位低,放疗装备配置数量太少,放疗从业人员少,仅有一万多人;第三,放疗科普偏少,宣传力度太小。”

不仅是中国,美国的放疗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只有出现了让观念彻底改变和推动治疗模式改革的领军人物,放疗才能产生巨大变革。”夏廷毅强调,“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推动放疗的发展,可能这个技术就要滞后二三十年。”

作为专业人士、顶级放疗专家,夏廷毅无法对放疗的现状视而不见。“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传播新的治疗理念和放疗技术,为什么要选择下基层,为什么要经常奔波于北京和新郑之间,就是因为到基层是精准扶贫,是民生工程的巨大需求,基层是真正的需要放疗的地方。”

从第一步误打误撞进入放疗领域,第二步留学日本提高放疗技能、水平,第三步担任了二十多年肿瘤放疗科主任,到了今天,夏廷毅认为自己具备了推动它的能力和力量。

“我希望让放疗伟大起来,助力解决中国放疗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推动一种席卷全球的无创精准放疗思潮,让更多的肿瘤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普惠民众。”夏廷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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